唐逸鸿：“重庆模式”的正面启示 by:《联合早报》

安若森

　　虽然官方一直宣称，重庆事件不是一次“路线斗争”，但无法否认，“重庆模式”在很多人的心目中曾经就是一种“改革路线”。尽管这种“路线”其实还很模糊，不同的人对这种“模式”的理解和期望也很不相同，但对“重庆模式”的关注，是这一次事件引起如此震动的主要原因。不然的话，拿下个把腐败的政治局委员，不会有这么大的反响。 　　这些年，中国各地都在努力“探索改革”，但至少在表面上，重庆的“改革”取得了其他地方所没有的“成效”，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。同时，其高调的宣传姿态、另类的行为方式和强势的推动力度，以及这种“模式”背后的思路和方向，引起了很大的关注和争议。 　　这其中动静最大的，无疑就是“雷厉风行”的反腐打黑。重庆的打黑，至少在表面上具有其他地方所没有的“深度”，将范围和重点扩大到了体制内。这年头，“端掉一个卖淫窝点”已经引不起多少注意，“端掉”一个保护卖淫窝点的公安局长，才是一个反腐败“亮点”。重庆打黑中有不少这样的“亮点”，自然给人一种“动真格”的印象。当然，人们并不知道这个真格也有一个界限，不能动到书记夫人，也不知道一旦越过了这个界线，连副市长也只能躲进外国领馆才能保命。 　　对打黑还有一个争议，就是“黑打”。这个初看并不那么重要。在法制完善的环境下，程序正义当然非常重要，但在中国的具体情况下，如果能以事实为根据，不故意办什么冤假错案，程序问题似乎可以再慢慢讨论。当然，现在看来，这种前提假设并不成立。如果只是贪官打贪官，权势压法律，不管打出多少成效，去追问程序问题已经没有多少意义。 　　重庆另一个引人注目的“特色”是唱红。本来，唱红并不是重庆的发明，适逢中共建党90周年，全国唱红是必然的。但重庆把唱红给“扩大化”了，让很多人反感。按薄熙来的说法，唱红只是为了“提提精气神”。若真如此，与其他“提精气神”的做法（例如政治学习、主旋律宣传等等）比起来，也并不算那么坏。当然，如果另有目的，那就另说了。 　　除此之外，还有正在推行的“五个重庆”、房改，等等。这些关乎民生的事情，也给“重庆模式”加了不少分。总之，至少在表面上，重庆的改革确实出了不少“成绩”，而这些成绩，又正是当前民众所热切期盼的，因此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，以至不少人至今还不愿把这些成绩，与犯有“严重错误”的“薄熙来同志”区分开。 从“重庆模式”看人心向背 　　如果说，“重庆模式”是一个“糖衣炮弹”，其中的“糖衣”部分还是挺甜的。如果再有谁能弄出这样的糖衣来，只要中间不是黑心弹，将会很受欢迎。
　　从重庆事件的反响中，可以清楚地看到当前的中国人心向背。肃贪、治乱、共富，是当前民众所急切盼望的。特别是“反腐败”这杆大旗，在当前的中国具有巨大的号召力，任何这方面的“进展”都会得到热烈的支持。其他的口号，象改革开放、经济发展、和平崛起以至民主、自由、人权等等，都远没有如此的认同感和号召力。
　　尽管“唱红”让很多人反感，尽管一直有“黑打”等等疑问，但打黑的“成果”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这些负面的东西。在某种意义上，民众对反腐败的渴望，已经到了不惜“饮鸩止渴”的程度。也正因为这样，才有了这种“糖衣炮弹”投机成功的机会。 　　这些“成果”的光环，将重庆的改革提升为一个“模式”。乐观的人认为，反腐打黑切中时弊，继续“深入开展”或可走出一条新路。当然，也有不少人关注着这种“模式”背后的“路线问题”，忧心打黑只是扫清障碍，唱红只是一个引子，后面是要“重搞文革”，“复辟”社会主义。 　　至于薄熙来要借此上位，一般民众其实并不介意。正像“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”，想当总书记的干部并不一定就是坏干部。关键是看怎么上位。对中国当前的难题和困局，如果谁能真正找到办法，真正做出成绩，上不上位似乎不是个问题。当然，如果想弄虚作假、投机取巧，甚至不计后果、不择手段，那就是另一回事了。 　　重庆事件发生在中国改革的历史关头，其警示是响亮的。改革急需推进却一直寸步难行，各种问题和矛盾不断积累恶化，民众的期望也正逐渐变成失望和不满。中共的“主流派”如果再不尽快做出成绩来，不好好扛起“反腐败”这样的大旗，让它落入“心轨不正”的人手里，将会有巨大的危险。 　　这也算是“重庆事件”的这个“反面教材”的正面启示吧。 　　作者是中国旅美学人唐逸鸿